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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新的,一切又可能都是旧的——2017国际局势预测

交易关键词:要闻_Global Focus News+特朗普+英国脱欧 | 交易时间网 | 原油·贵金属·外汇·指数·商品


Trading.交易时间网(infointime.net——2016年是“大变动”的一年: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美国总统、叙利亚内战迎来重大转折、ISIS从战场上溃逃却在全球煽动或指挥了大量恐怖袭击……这背后,有汹涌的反全球化和封闭主义浪潮,也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仇恨和大国之间永不停止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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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2016年最后一页,我们预测了这样一个新的世界:一切都是新的,一切又可能都是旧的。



叙利亚内战不会结束

阿勒颇的残酷围困战让持续了近6年的叙利亚内战再次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俄罗斯空袭的帮助下,总统阿萨德领导的政府军收复了这个战前最繁华、最古老的商业中心,至此,作为叙利亚唯一一个成型的政权,阿萨德政府已经控制了该国超过40%的领土和60%的人口。

叙利亚内战即将结束或至少已开始走向终结的说法也因此浮出水面。从战场意义上也许可以这样说,但如果内战意味着战事完全停歇、某个政权能够控制叙利亚全境并能将其权力意志伸展至所有城市及乡下,以及控制所有军事武装并开始组织重建,那么,叙利亚内战远不会在2017年结束。

从阿勒颇等战线上败退的反对派士兵转向了游击战,叙利亚政府控制的大马士革、霍姆斯等城市周边地区各种暴力依旧频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尽管遭遇了重大挫折但仍控制着拉卡等城市;被树立成反ISIS标杆的库尔德人仍盘踞在叙利亚广阔的东北部。

更重要的是,阿萨德政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靠自身实力维持叙利亚局势的程度,在阿勒颇一战中,除了在空中大量依赖俄罗斯武装力量,在地面上也得到了不同武装派系的联手作战,然而,这些武装力量大多不在任何中央指挥之下。国内派系林立、外部大国博弈,为叙利亚埋下了冲突而不是协作的种子。

依靠国际社会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希望也非常渺茫。自内战至今,国际大国一直保持着疏离的姿态,也极少就叙利亚问题达成一致;这种情况预计将持续到2017年,尤其是在特朗普已经承诺上任后美国将把更多精力集中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背景下。

至于重建工作,在国内资金缺乏、国际社会不愿过多卷入的情况下,对叙利亚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在2017年,预计反对派势力或很难再构成大的挑战,但暴力频发、ISIS以及库尔德人多股势力无休止的纠缠,以及战争带来的人道主义危机,仍将是叙利亚的常态。



英国不会“硬脱欧”

“脱欧就是脱欧”,这是脱欧公投后英国新首相特雷莎·梅上任伊始做出的誓言。在经历了2016年的市场动荡、猜疑与角力后,至少到底脱不脱欧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英国国会投票支持政府于2017年3月底之前触发里斯本条约第50条的决定,也就意味着,从这一年开始英国政府将与欧盟其它国家展开为期两年的谈判,确定未来英国与这个欧洲集团的关系。

贸易和移民将作为谈判的两大主题,在很大程度决定英国会以何种方式离开欧盟。是彻底与欧盟分手,即退出单一市场、不再受欧盟法律约束的“硬脱欧”?还是丧失欧洲理事会席位等欧盟成员资格但留在单一市场的“软脱欧”?

移民问题是脱欧派成功鼓动民众投下离开票的最重要因素,也是特雷莎·梅面临的最大压力,这位新首相已经承诺将把限制移民作为脱欧谈判中的首要任务。而人口自由流动是欧盟最珍视的四大自由(另外三个是商品、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之一,是欧盟官员反复强调决不让步的一大原则。因此,“硬脱欧”的忧虑在2016年一度泛滥。

但从经济角度看,留在欧盟单一市场符合英国的利益,更平稳的过渡也符合欧盟的利益。留欧派希望英国能通过加入欧贸联来获得单一市场资格,同时规避欧盟一些政策约束。

另一种说法也因此出现了,那就是“过渡安排”(transitional arrangement),即在与欧盟签订最终协议之前,敲定一个临时协议作为过渡时期的安排。支持者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对市场和经济产生“断崖式”冲击。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近日一番表态增加了这种安排的可能性。他说一种“新出现的观念”认为,用多于两年的时间商讨英国脱欧事宜,可能会带来“更平稳的过渡”。

2017年,特雷莎·梅政府在如期触发里斯本条约第50条后,预计将以谨慎、缓慢的姿态,以短期达成“过渡安排”、长期在移民和贸易两大议题上争取最大化利益为目标开启谈判,但取得重大成果的可能性不大。



ISIS全球“独狼”袭击增多

2017年,预计随着ISIS在战场上的溃败,越来越多广义上的“独狼”袭击会将目标对准欧美、中东北非等地区。截至目前,ISIS已经丧失了自2014年8月宣布“建国”以来的半数甚至更多地盘,2017年,俨然已成全球公敌的ISIS将在战场上持续溃败。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ISIS大本营,国际反恐力量、政府军与ISIS的战斗已进入了最后阶段:在伊拉克,收复摩苏尔的战役已经打响,进展顺利;在叙利亚,随着阿勒颇战事结束,预计对ISIS所谓的“首都”拉卡的进攻将加强。

但这个恐怖组织带来的威胁可能不会减少,甚至可能增加。这不仅是因为溃散的外国圣战分子会将更多威胁带回本国,而且,2016年一连串恐怖袭击说明,这个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展开的宣传攻势已经成功煽动、蛊惑了很多同情者,尤其是年轻的穆斯林;一些无信仰的罪犯或者社会边缘人士等“类ISIS人士”也可能成为“独狼”袭击的实施者。

去年下半年,美国领导的反ISIS联盟从ISIS溃败的叙利亚小镇Manbij上发现了大量情报资料,显示ISIS正预谋对欧美发动更多袭击。



俄罗斯外交全球大跃进

全球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和莫斯科大胆果敢的外交举措,为俄罗斯新一年的外交大跃进铺平了道路。

最大的变化推动力将来自其全球劲敌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比前任奥巴马展示了更多对莫斯科的善意和合作的意愿;而从12月底克里姆林宫公布的俄总统普京2017年日程安排等信息来看,莫斯科也释放了更加和平的信号。

油价下跌及乌克兰事件后欧美国家制裁为俄罗斯带来的经济寒冬,依然是2017年摆在普京面前最严峻的问题。缓和与欧美关系、减轻制裁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而特朗普上台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俄罗斯事务项目主任Simon Saradzhyan预计,与美国和欧盟核心国家关系正常化“将成为未来一年普京的首要任务之一”。

从英国到法国,从奥地利到意大利,欧洲民粹主义泛滥则为普京提供了另外一个机遇。除了与大西洋彼岸的特朗普共享着反移民、反精英和倾向封闭主义的理念外,他们还有个不那么明显的共同点:相对传统欧美政客不那么排斥普京,部分可能是因为后者被视为“传统价值观的壁垒——一个反同性婚姻、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强人”。

比如法国民粹主义领导人勒庞就表达了携手特朗普与俄罗斯的愿景,而该国另一位总统角逐者、中右翼保守党候选人菲永则与普京私交甚好,他甚至公开呼吁废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并表示欧洲国家应该在反恐、反移民问题上与俄罗斯合作。

若再放眼中东北非,果断的军事介入增加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2016年在俄罗斯支持下从反对派手中收复了大片重要失地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新的一年可能会更坚定地“团结”在普京身边。

另外,北约成员国、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土耳其则与普京放下旧恶并迅速进入“蜜月期”,尽管年尾发生了俄罗斯大使在安卡拉遇刺事件,但预计两国关系不会受到影响,甚至还可能因联合反恐而升温。

在2016年的杜马选举夯实了权力的普京,在新的一年,预计会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迎接更多友好的面孔——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



新的金融危机可能在缓慢酝酿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他承诺在就任后通过减税和财政措施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同时计划放松金融监管,提振银行业利润率。此举令华尔街感到欢呼雀跃,推动美国股市实现史上最大规模的大选后上涨行情。

在特朗普击败希拉里成为美国候任总统之后的五周内,道琼斯工业指数累计上涨8%,创出历史上同一时间内的最大涨幅。据道琼斯通讯社报道,道指的大涨令投资者们对股市的前景更加乐观了。根据美国散户协会的调查,受访者的情绪从极度悲观迅速变成了乐观。11月初,只有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看好股市,是今年以来的最低比例之一。但到12月中旬,这一比例攀升至45%。

然而,美股牛市已经持续近8年,许多观察人士已提醒估值过高的风险。目前标准普尔500指数对标的成分股总估值正接近20万亿美元,这在美国股市历史上属于第一次。如果从金融危机之后的牛市起点算起,该指数总市值有望扩大240%。

特朗普采取的经济刺激措施可能会使美股涨势在较长时间内得以延续,但如果企业业绩无法实现期望中的增长,美股在高估值的基础上进一步上涨将不过是在搭建空中楼阁。在金融危机过去八年之后,美国经济仍在低增速的泥潭中挣扎。

据美联储估计,美国GDP今年增长1.9%,明年增长2.1%。在经济仅能实现低速增长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股市能在符合基本面的前提下实现大幅上涨。根据Factset数据,美国上市公司业绩已经连续五个季度下滑,但市场对业绩复苏却抱有很高期待。

目前许多华尔街经理正在讨论所谓的股市与债市“轮动”。很多投资经理认为长达30年的债券长牛可能行将结束,他们从债券市场撤资,并将资金投入股市,这进一步推升了股市的估值。自去年11月初至年底,基准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累计上升约60个基点,从1.8%左右升至超过2.4%。今年12月,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6%,创2014年来最高水平。

当牛市最终结束时,结局可能不会太好看,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时那样。美银美林的数据显示,2016年年初,美国垃圾级公司债与美国国债息差大幅上升,但最近持续下降。这表明投资者对美国企业的财务健康状况突然变得非常乐观,但这种乐观是否理性还需要打个问号。

美国金融市场是全球市场的风向标。由于其广度和深度都极大,美国市场遭遇危机通常都会波及全球。2017年,预计新兴市场与前沿市场的状况都将较为脆弱,因为美联储承诺在明年加息三次。美联储加息会推升美元,这可能导致那些存在大量经常项目赤字和美元债务的新兴经济体备受压力,而仍陷在债务危机泥潭的欧洲也不容乐观。

此外,特朗普意欲让美国重回里根时代,后者被很多人称为二战后美国最有成就的总统。他在任职期间推行大规模财政刺激和减税政策,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并在前美联储主席沃克尔的帮助下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不过,里根的成功并非没有代价。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令美国由一个储蓄型社会变成了一个债务型社会。与里根不同,特朗普面对的美国社会没有储蓄作为支撑,他的财政刺激和减税措施可能导致美国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特朗普式”外交冲突加剧

结束大选期间那些“非正统”的争议做法,想必是很多人对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的期待,但从这位地产大亨及其过渡团队近两个月的表现来看,这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拿下大选后,特朗普已经跟多国或地区领导人通过电话(这已经多少有些非正统了),在推特上也已经引发了不少骚乱(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为“正统”),比如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话、向英国建议任命极右翼分子为驻美大使,以及最近介入联合国与以色列的冲突。

跟传统谨慎克制的外交风格不同,特朗普言辞轻率、盲目冲动,很多时候甚至传达出矛盾信号。比如,根据巴基斯坦官方透露的通话内容,他曾盛赞该国领导人谢里夫并表示愿意随时与其合作,而全然不顾巴基斯坦对手、美国的盟友印度可能对此做出何种解读。

这些信号可能会在其他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友还是竞争对手那里播下混乱的种子,也会让美国总统乃至白宫的声誉及政策连贯性受到质疑。

特朗普即将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复杂的美国,还有一个更复杂的世界。试想下,若特朗普面对的是同样出言不逊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愤怒回击愤怒,以冲动回应冲动,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一些人寄望于美国政治体制、国会或白宫掣肘特朗普。事实上,美国白宫已表达了忧虑,希望这位总统上任后在与国外领导人互动时更多依赖国务院决策者和外交官,然而,就连他身边的安全顾问都已表示:“我跟不上他发推的节奏。”在共和党人控制参众两院的情况下,这种掣肘效应会有多大也值得怀疑。

预计2017年特朗普可能会收获些许大的外交成果,但频繁的外交冲突将是主旋律。



欧佩克减产只能有代价地取得成功

2016年是原油市场多头值得庆贺的一年。整个2016年,美油大涨近45%,布油更是劲升52%,创2009年以来最大年度涨幅。

纵观2016年全年,油价仅在年初下跌,2月中旬后一直在逐步反弹。这与许多观察人士的预期相悖。在2016年年初全球市场大幅下挫并引发投资者普遍恐慌时,油价跟随整体市场走低。当时许多市场人士认为,由于沙特等中东产油国为打击美国页岩油生产商而继续增产,以及石油库存高企,油价在数个月之内都不可能反弹。

2016年春季开始的油价反弹受到了几大因素的影响。首先,油价从2014年中开始经历了持续下跌,从当时的超过100美元/桶跌至最低26美元/桶,技术面上已经超卖。第二,油价跌至20-30美元区间已接近中东以外产油区部分陆上油井的开采成本,因此市场预计各大产油国可能减产。第三,沙特等中东产油国对美国页岩油生产商发起的“价格战”可谓杀敌一千、自损五百,低油价不仅导致许多页岩油生产商破产,也造成福利开支巨大的海湾国家财政收入锐减。最后,自然灾害和地缘政治也推升了油价,包括科威特石油工人罢工、加拿大油砂产区艾伯塔省的山火,以及尼日利亚恐怖组织针对原油设施的袭击等。

去年11月末,欧佩克成员国达成减产协议,推动油价在已有涨势的基础上进一步走高。随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国家宣布加入减产行列,这使分析人士对2017年的原油市场感到非常乐观。

高盛上月上调油价预期,将2017年第二季度纽商所原油期货目标价从55美元/桶上调至57.5美元/桶,将ICE布伦特原油期货目标价从56.5美元/桶上调至59美元/桶。美国能源情报署(EIA)上月将2017年纽商所原油期货预估价从49.9美元/桶上调至50.7美元/桶,同时将ICE布伦特原油期货预估价从50.9美元/桶上调至51.7美元/桶。

沙特为首的欧佩克与美国页岩油生产商都宣称自己在“石油价格战”中取胜。欧佩克认为自己通过2014年中至2016年初的增产从页岩油商手中夺回了市场份额。与此同时,油价下跌也倒逼沙特进行产业改革,启动了让其国内经济摆脱石油依赖的计划。

而在油市低迷中幸存下来的美国页岩油生产商则认为,裁员、缩减开支提高了它们的企业效率,因此在欧佩克开足马力生产又被迫减产后,它们的市场竞争力已大大加强。

目前市场的关注焦点是欧佩克和非欧佩克国家能否在2017年共同支撑原油市场。部分产油国对产量数据进行造假的“猫腻”令人担忧,比如伊拉克。此外,页岩开采等非常规采油技术的成本也在不断下降,沙特等中东国家的市场份额最终还是会受到蚕食。因此,在2017年,欧佩克或许只能宣布减产取得了有代价的成功。



欧洲民粹主义风潮日益壮大

当英国民众于2016年6月的脱欧公投中投下离开票时,惊骇不已的其它欧洲国家只是将其视为一种反常现象;但等到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这些国家需要拿出万分的谨慎重新评估国内的形势了,甚至需要调整它们的政策方向。

从法国到德国,从意大利到奥地利,再到荷兰、英国和匈牙利,民粹主义潮流将以更强劲的势头席卷整个欧洲。

2016年12月,意大利修宪公投结束,时任总理伦齐辞职。2017年6月,该国将选出新领导人,右翼组织北方联盟(Northern League)和激进民粹主义组织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领导人很可能上台,意大利因此将面临脱欧风险。

在意大利修宪公投同期,奥地利也迎来了民粹主义思潮的考验,尽管呼声非常高的奥地利极右翼候选人落败总统选举,但他所在党派自由党支持率远远高于现在联合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

法国和德国这两个重要的欧洲国家也将分别于2017年5月和9月选出新总统和新总理。在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是个有力的竞逐者,另一个更被看好的候选人菲永属于中右翼党派,但他的竞选理念吸收了勒庞限制移民等主张。因此无论谁上台,法国社会都会比现在的奥朗德政府更加右倾。在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获得连任的可能性很大,或让她成为“自由西方的最后一个卫士”。但在日益崛起的反移民党派德国选择党(AfD)面前,默克尔已经承认这将是她面临的最艰难的一次大选。

荷兰将于2017年3月选出新的国会,届时反移民、反穆斯林的自由党(PVV)的力量或壮大。

为适应这股日渐壮大的民粹风潮,欧洲政客已经做出了改变,这其中就包括主导实施了难民开放政策的默克尔。最近,这位62岁的领导人提议收紧移民立场,来应对这个已经“脱轨了”的世界。



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或将失败

尽管嘴上不说,美国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区域贸易协定的目标就是保持美国制定全球贸易规则的地位和遏制中国。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多个场合频繁表示:“如果我们不制定规则,中国就会。”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里茨曾经表示,TPP基本上不是关于贸易,而是为美国企业设计,目标旨在帮助它们在其他国家绕开当地的监管规则。

不过,特朗普的意外当选令TPP协议得到通过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特朗普承诺,除了让美国退出TPP之外,还要围绕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展开重新谈判,以便为美国“争取更有利的条款”。

不仅是美国,欧洲也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的考验。去年6月发生的英国脱欧公投令许多欧洲外围国家开始考虑退出欧盟。与此同时,大量难民的涌入导致欧盟许多国家实行边境管制,使得申根协议面临考验。申根协议是劳动力和人口在欧洲大陆国家之间自由流动的保证,也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一环。此外,为了反对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欧洲一度有10万人举行了大游行。

受逆全球化思潮影响,目前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世界贸易组织此前下调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预期,称这将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速。IMF预计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3.1%,2017年增长3.4%。

区域贸易协定原本可以是对全球化的一种推动,但如今,它们反而引起了人们对全球贸易体制碎片化的担忧。现欧洲议会成员、前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薇薇安·雷丁曾表示,TPP和TTIP等贸易协定将各国摆在了相互对抗的位置,然而却又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塑造全球贸易的形态。她称:

“这反映出全球贸易的演变——从以市场为主导,到变成彻底的外交政策工具。”

但是,许多学者并不看好相关区域贸易协定的前途。正如雷丁所暗示的那样,这些协定建立的出发点是为外交政策服务,而不是真正为了在WTO框架之外进一步削减关税和提高贸易标准。

为了针对美国的围堵,中国推出了自己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同时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打造“一带一路”贸易通道。但国内学者也表示,如果TPP或TTIP等贸易协定无法敲定,RCEP前景也不容乐观。

如果各区域贸易协定的进展都不顺利,逆全球化思潮的局限性将早早暴露。也许我们大可不必为2017年的全球贸易趋势感到过于担心,因为反抗历史潮流的事物最终都会是短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一样。



社交媒体成政治舞台“新主角”

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获胜的最大武器是什么?推特。若再深究下去,那就是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背后的网民。这一年,受益于社交媒体崛起的政治人物不止特朗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能在政变中存活下来,Facebook等社交媒体也功不可没。

社交媒体通过很多方式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一种理论认为,社交媒体放大了政治冲突、加剧了政治分裂。面对面交往时,人们倾向于回避政治上的分歧甚至政治话题,但网络给了一个公开的、不受约束的辩论环境;而且,受“证实偏差”(confirmation bias)影响,社交媒体上人们倾向于选择自己认可的观点和立场,相比电视时代,更容易走向极端化。

但也有分析认为,社交媒体覆盖面大、传播速度快,而且能够拉近政客与选民的关系,从而让那些传统上容易被忽视的选民声音更好地传达出来。

2016年还有一个源自社交媒体的不容忽视的力量,那就是假新闻。社交媒体增加了新闻证伪的难度,网络水军则主导了假新闻的泛滥。皮尤最近一项调查显示,20%的受访者称社交媒体改变了他们对某个政治问题的立场,17%的人表示他们因此改变了对某个特定候选人的看法。

社交媒体的作用是好是坏?很难简单下结论。不过,社交媒体已经深深浸淫到了政治生活中,未来这股趋势只会加强而不会变弱。预计2017年,除了在各国大选中发挥重要作用外,许多以社交媒体为载体的新兴政治形态或将出现,比如互联网选举、草根政治党派,以及越来越多各种形式的国家网络宣传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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